没有特例，一切都按规定办，那么要管理者何用？管理者基本的工作有两项，一项是立规矩，另一项则是破规矩。作为渠道的管理方，Q企业的营销决策人员坚持原则是对的，但过于僵化就失去了灵活性。渠道管理是动态的，过去没问题的事不等于现在就没有问题。在渠道出现异常之时，要敏锐地察觉问题背后的原因。

中西方在管理表述上是存在较大差异的，这是由于被管理者的心态与思维方式存在明显不同。西方社会，资本化进程较早，所以很容易接受“法家”的管理方式。即不讲“情”的因素，一切以客观事实为判断标准。简单的比方就是，手刃杀父仇人也是死罪，不论情是否可原。而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，中国人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，杀坏人的人总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与舆论的怜悯。所以，中国人崇拜“侠义”。金庸小说中丐帮有个叫做洪七公的人物，一生杀了200多人，只因为都杀的都是“坏人”，所以自认有权力继续杀裘千仞这样的坏蛋。若在西方，洪帮主恐怕早就被四处通辑不得不落荒而逃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？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“侠以武犯禁、儒以文乱法”的文化习惯，这是儒家价值观的表现，说明法家思想并未被人尊重。

在中国式管理中，儒家与法家的矛盾一直存在着。虽然由于社会的进步，法制代替人制的思想越来越多被接受，但儒家思想影响仍是主流。这导致在管理方式上中西方最大的差异，以法为主的管理方遇到以情为主的被管理方，双方在管理的尺度上就会出现分歧。微观到Q企业的渠道管理操作中，代理商会有这样的心态，即虽然于法---按公司规定可以不给我报销售后费用，但于情---我做了那么多贡献，怎么就不能开一次特例呢？

实践证明，单纯以“法家”思想进行管理，是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倾心支持的。没有人情味的管理者，在西方被视作忠于职守，在东方则被视为冷血凉薄。水灾旱灾政府要关心，大企业要支援，这表面看是情上的事，但实际上成了不是法的法。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中，万科的王石拿西方的思维来做事，搞出了个很狼狈的捐款门事件。不在于捐了200万太少，而在于他那番“于法已合”的话“于情不容”，差点搞成千夫所指、无疾而终。不理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怎么能行呢？王石“超前”得忘记自己是在中国了。其实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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